流浪富豪

——兼论中国商人阶层意识的缺失

在傅中意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缺乏法律保护的房地产富翁的逃亡流浪；我们还看到，由于阶层意识的缺失，中国新兴商人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这个激变的社会中流浪——就象欧洲中世纪的流浪商人一样

文/翟玉忠

“我不得不伤心地离开邵阳，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个我苦心经营事业的地方。去年12月20日至今已有半年，春节、端午节，我一直不能与家人团聚，我一个男人不得不偷偷地躲在异地他乡痛哭流泪。我是邵阳一个规矩的投资人，为什么有如此遭遇？我想有个家，我需要公道……”

“我不怨死者家属，死了人，情绪激动可以理解。但我认为事态之所以恶化与警方不作为大有关联，在得到公正之前，我不会回邵阳。但我越来越不安，何时才能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这是目前仍然在北京过着流亡生活的湖南省邵阳市中意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傅中意前不久写下的两段话，此时陪伴他的只有一辆金色本田车，据说那是他唯一一件未遭洗劫的值钱家当。去年12月20日，傅中意与邵阳县建设局长邓节生在邵阳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车发生争执，邓节生忽然倒地身亡。随之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体摆放在傅家中，上万人进入现场，傅的住宅被砸毁，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参与“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在傅家墙壁上写道：“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

有人说，房地产富翁被迫逃亡揭示了社会贫富矛盾，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在少数人的鼓动下参与“打、砸、抢”。进一步讲，在傅中意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缺乏法律保护的房地产富翁的逃亡流浪；我们还看到，由于阶层意识的缺失，中国新兴商人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这个激变的社会中流浪——就象欧洲中世纪的流浪商人一样。

解读任正非

我敬服任正非先生，因为他懂得“市场换技术”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怀着对国家的使命感，以军人的献身精神，任正非开始的了艰辛的创业历程——“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公平竞争中自下而上发展，决不后退、低头”，这就是华为的峥峥誓言。

任正非被媒体称为神秘人物，原因是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不久前朋友策划了了一本华为的书（后来这本书很畅销），竟然采访不到任正非本人，最后只是由华为一位内部人士看了看书稿，指出了一些不实之处。没有人否认，任正非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然而正是从这位实干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新兴有产阶层漂泊的灵魂，这在任正非2001年2月8日所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我曾经数次读这篇文章，每次读完我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泪水。

这篇文章是任正非为纪念自己因车祸不幸辞世的母亲而写的，字字浓情，字字泣血。尽管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早年参加革命，但由于在国共合作时曾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所以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难逃一劫，任正非写道：“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是一位老师，一生节俭。任正非回忆说：“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

2000年华为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4亿元，在全国电子百强企业排名中，利润排第一。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到华为集团视察民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而此时年迈的母亲还要存钱以备救自己的儿子；母亲说“他总不会永远都好”，对不位饱经政治运动冲击的老人来说，我们知道她是在说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任正非本人对此有何想。中国要有独立人格的商人阶层，他们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没有“原罪”，他们同别人一样是大汉历史的开拓者。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再读到任正非那样悲怆的文字，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的结尾，任正非写道：“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他是在反思、他是在宣言、他更是在呐喊！

流浪商人

中国有商人，却没有商人阶层，这是事实。同西方比较，中国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大致处在欧洲中世纪未期的流浪商人阶段。

在中世纪的西欧，商业基本上处于断绝的状态，商人被基督教会和贵族骑士所不耻。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庄园经济下，当时的交易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商业是极其落后的，所起的只是补充性质；商业空间狭小，主要交易品是西欧所缺乏的生活必需品：盐、铁制品和奢侈品，仅供上层贵族、国王以及教会使用，根本无法引发大规模的商业活动。

基督教会的观点与此相适应，垄断世俗精神的教会重农轻商，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农业是付出了劳动而得到回报，而商业则是一种欺诈行为，尤其是其中的高利贷更被视作犯罪，因为教会认为通过出卖时间来换得金钱是对上帝的亵渎。所以当时实行公平价格，这一做法给商业仅留下狭窄的空间。人们普遍“仇富”，处在社会边缘的犹太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常常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犹太人总是被间歇性的驱逐，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的疯狂迫害。

直到十世纪左右，随着新式轮犁开始普遍出现，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庄园经济才开始解体，同时，它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最早出现的是流浪商人，他们没有法律保护，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只是拥有自由的流浪汉。这些人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他们的生活方式以行商出现，在不断流动中进行着商业，没有固定市场和生产场所，事实上是跟着他们痛恨的犹太人亦步亦趋，他们被形象地称为“沾满尘土的人”；其次，由于当时道路不畅，盗匪横行、关卡林立，一个人显然无法应对如此之大的风险。因此他们常常以商队形式进行远程贸易，以集体性方式出现，风险、利益都均摊。最后，此时的商人并没有固定和专业的经营物品和身份。

尽管这些流浪商人在经济上和意识上都不断冲击着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模式，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直到后来他们定居于废弃的城市、城堡，以及一些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一致的商业团体，在地域上形成社会组织，开始逐步积累起法则和规律进行自我保护，这一阶层才最终形成。具体表现为：城市扩大了原有的商业规模和人数；使商业交往本身更加便利、安全，城市的数量也开始增多，彼此之间联系也更加密切；这一新的阶层也对原有的法律、社会组织产生了冲击，对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财富本身的意识传播到了整个社会。雅克·勒·高夫在《中世纪的时间、工作和文化》一书中写道，随着城市生活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以及商人成为财富的主要拥有者后，人们在思想上开始由神学的虚幻转向关心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职业，人们发现“每种职业都有其自己的物质作用，以及他自己的精神价值。没有商业是救赎的障碍，每种都有它的基督教天职，结合和结构新旧职业的社会学模式扩大了。传统的文科框架此时开放来接受新的思想和学术专长。更有价值的是，以前遭谴责的工科技艺也被接受。”（Jacques Le Goff: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当在人们的意识中，富人要进天国不再如同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困难的时候，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财产得到法律条文和事实上的保护的时候，独立的商人阶层便形成了——社会开始在精神和物质层面接受这一阶层，这一拥有无限生命力的阶层由此开始重塑历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今日之中国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中国的商人可以坐宝马，居广厦。但从历史角度看，他们仍不是“坐商”，他们处于西欧的流浪商人阶段，社会也没有真正接受他们！

带原罪“阳光富豪”

美国著名《福布斯》推出的“中国大陆富豪榜”曾被人戏称为“囚徒榜”，因为那上面有许多富商已经成为阶下囚。周正毅、仰融、杨斌……这一连串经济精英的落马引起了人们太多的思考——学者们开始使用“转轨富豪”和“问题富豪”这样的概念来给中国过去20多年中出现的富豪定位。“转轨富豪”强调了中国富豪成长的环境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问题富豪”则强调了富豪们的原罪性。

与带有原罪的“问题富豪”相对，人们又开始呼唤“阳光富豪”，他们宣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单纯、欢快的旋律之后，中国社会将成入新的财富乐章。遵守最低规则（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追求更高准则（负起社会责任，作高尚企业），将成为新的时代强音。”

“中国没有选择，只有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中国的富豪同样没有选择，只有自觉地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才能走向大有希望的明天！”

6月3日，吴敬琏先生在接受国际管理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时，对近期不少民营企业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位声誉卓著的老经济学家指出，应当分清仇富和仇腐两种心理，针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论提法并不适合。应当把凭勤劳、凭努力经营的人和靠权力暴发的人分开。现在很多人把他们混为一谈，这种错误导致的直接表现有两种，一是出现一个贪污犯、黑庄，就认为凡是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二是凡是有谁这么指责，就认为那个人有仇富心理。

吴敬琏先生还认为，社会中存在的更多的是仇腐心理，而不是仇富心理。应当将两者严格区分，并加以正确引导。否则，就会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对立，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但在现实生活中，改变人们的看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远远超过了为治理北方沙尘暴建立公益基金（据说那只是尝试迈出企业家承担社会公益事业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和建立令人莫名其妙的“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它需要商界、政界和学界等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增强商人的阶层意识，改造社会商业生态环境，逐步培养出人格健全的商人阶层。

还是那句老话，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我们不得不走下去——中国的新兴商人不得不走下去，这个已经有五千年农耕史的古老的民族不得不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