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准确地说，离家，是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离开成都的老家去东北读书，那年，我二十一岁，考得四川省英语口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带了两个大行李口袋，一袋吃的，一袋用的，北上长春。

　　那一天，别提我心里脸上有多高兴，尽管在成都火车站与家人朋友挥手告别时，在汽笛声中，我淌下许多眼泪。

　　那人生的最初二十一年，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和少年的梦想？有多少缺少理解和呵护的日子？有多少痴情友情和无人知晓的心中秘密，自消自散在树荫下和河滩上，顺着锦江河水，无声无息地流去？

　　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首先，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父母在身边，这样我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靠自己的努力，被学校、老师和同学重视。在吉林大学校园，我第一次感到与他人平等。在此之前的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政审”的原因——我的养父生父都有“政治问题”，我的养父大舅父曾担任过国民党成都市参议员，解放后一直背着历史反革命、“文革”时又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没能被录取。（我和我家人的故事，已在我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里描述过。作家出版社，2000年。）当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用全部真情写下上大学的第一篇文字《感谢邓小平》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上了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出国读博士，然后有一份高薪的华尔街工作，并且与我高中时一见钟情的丈夫成为比翼鸟，连理枝。

　　一岁时我便失去母亲，然而我的生命之路却应了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上帝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God is watching us）。”在我，则是“没娘的孩子天照应”。上大学是我在冥冥中受到的第一次惠顾，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它让我甩掉过去的一切不幸，将心酸永远留给了昨天。昨天，我哭过，但今天我再也不哭了。在我以后二十年的奋斗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生惟一不能选择的，是自己出生的家庭；然而，我们一生的光阴，却是用来改变人生、改变家人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浪费一生或成就一生，那是可以选择的。我选择了后者，而且义无返顾，说到做到。到美国后，贫穷的童年和贫穷的中国，给了我不服输的心气。在我以后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路上,靠着我的心气，靠着我的硬骨头，靠着我的平常心态和吃苦精神，愉快地实现我一个个的梦想：文学博士，华尔街的高薪工作，幸福的家庭，全世界众多的朋友……

　　离开成都的老家，是我迈向自己生活目标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第二次是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那是1981年12月底，因为学习成绩好，大学时我跳级一年，与1977级的学生一块儿在1981年年底、1982年初毕业。当我终于装好自己七个纸箱子的书，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和毕业班的同学一块儿，在灰色的宿舍楼前等着长春火车站服务部的同志，办收我们的托运行李，那已是1982年的1月7号。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挑选该扔该留的东西，该运到南开的书和运回成都老家的作业本子。没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满读书心得，读书评论，还有充满各种情调的小诗、散文和大堆没有成文的“迷惘的一代”和《荒原》的翻译稿件，我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一个星期，就在读这些“大学心得”中很快过去。最后，我将它们连同所有的书，英文的，中文的，马列的，古典的，现代派的，一古脑儿运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开报到时，只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简单地装着我用了三年多的一本英汉字典——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国东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里，搁在地下室壁橱的中央，和我一路得来的奖状呆一块儿，有时，在烛光中，还能看见油腻的黑封面上我的千万个指印。

　　除了字典，我还带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全鸭绒围巾。这条围巾是我离开成都时，家里的亲属们凑钱买给我的上大学礼物，花了十四元。1978年的十四元，是很大一个数。那厚围巾胜过大棉袄，是我大学期间的“最爱”。每个冬天的星期六，在学校浴池洗完澡，用大围巾裹上我湿湿的头发，我的长发就不会在去宿舍或教室的路上，结上冰，冻成绳。人们不知，那围巾曾救过我的脑袋。我最初不知东北寒冷的厉害，每当从宿舍望出去，东北的冬天，天空总是那样的蓝，那样的阳光灿烂，耀得我眼也睁不开。加之宿舍暖气烧得像夏天，于是出门时，总是忘记多穿衣服和戴围巾。衣服穿少了，没关系，两分钟就跑进教室；但没戴围巾，可是要了我的命，我最初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的前额头痛得要裂开，在床上打滚，同学用我的大毛围巾裹住我的头和脖颈，将我送到校医室时，头就不痛了。可刚把围巾取下，头就开始痛。我方才明白：我的头脸，也需要“穿衣保暖”。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学留给过去，把知识留在脑里，把温情留在心里和手提袋里，然后轻松地去“学海撑船”。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