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和西班牙公主说过，我前后当了38年的兽医。”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办公室内，贾幼陵凝视着电脑视屏上20岁时的自己：小平头、学生眼镜、青春无邪，在天安门广场上正笑容满面地向亲人朋友挥手告别。

1966年,毕业于北航附中的贾幼陵，即将赴匈牙利学习做一名外交官，阴差阳错，最后成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泌旗胡热图诺尔公社的一名兽医。

　　文革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父亲被打倒，大学、留学、外交官统统泡汤了，下过工厂、徒步延安两个月后，贾幼陵回到北京，那是1967年的春天。

　　他原本是申请去北大荒的，但那里正好是反修前线，而自己的父亲又是“走资派”，只好改去了内蒙。

　　1967年11月6日，天安门广场，10辆大卡车，载着400名知青，浩浩荡荡开往内蒙。20岁的贾幼陵就在其中，10多天的车程，他一言不发，“黑帮子弟”“低贱”的身份，让他无言开口。

　　唯一令他温暖的，是当地牧民为知青们准备防寒的皮袍子和羊毛做的靴子——“毡疙瘩”。

　　当地的俗语：冬天的马，亲老子也不让骑，但牧民们却骑着马夹道欢迎这些知青。那天贾幼陵第一次骑上了杆子马，一个月后，他住进了牧民沾布拉的家中。

　　1967年年底，赶上一场大雪，雪深两尺，为了避雪，牧民们迁居到二百里外的山地，沾布拉家1000多只羊一半以上死在了路上。“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大自然的残酷，以及草原上靠天养畜的脆弱。”

　　到了最严酷的冬季，到了大伙不再说冷、只知道明天会更冷的时候，热茶、羊油灯、牛粪火就成了取暖的工具。每个深夜，贾幼陵都蜗居在蒙古包里，在羊粪做的炉子旁，点着用羊尾巴熬成的油烧的油灯，巡视毡上有没有小洞，以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蒙古包里生起羊粪火来，烟都是红的，在这火红的烟火里，贾幼陵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回北京。

　　灯灭了，养的猫伏在他的胸前打着呼噜，与他取暖，有时有嘎吱嘎吱的响声，抬眼一看，是无头的地鼠。

　　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又见青草。贾幼陵却下定决心，在草原上做一名兽医。那次他给一匹患了淋巴管炎的马扎针，结果扎下一百多针，将马脖子都扎烂了，还没找到马的经脉。

　　自那后，牧民家马、牛、羊的生老病死，就全由贾幼陵张罗了。“牧民们说做这事满两年就会断子绝孙，可我一干就是12年，常常一天忙完，累得手指夹不起筷子。”

　　“有时在野外，看到要生产的牛，赶紧脱去皮袍子，把手伸进牛的产道里为它接生。牛的子宫压迫力很大，整只胳膊进去，立马就麻木了，还得换另一只手进去。出来时天寒地冻，袖上的血也凝固了。”

　　“抢救一名牧民，往往要骑上一天的马才能打通电话，第二天，救护车才能赶到。卫生条件极差，我的手常年泡在来苏水里，每年开春都会脱皮，直到回京后才好点。”他不由自主地磨蹭了一下手背。

　　1974年，父亲的“问题”解决，他迎来了一次回城读大学的机会，最终，他还是放弃了，理由是他带的4个学生还都年轻，草原上还需要他。生产队队长急匆匆地找到他说，如果他回京，就让他把草原上的种马种牛种羊一块儿牵回京去。

　　“当时我回京的意念并不强。”但，他还是走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贾幼陵被调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任副局长。

　　9年来，贾幼陵一直在草原上与淳朴的牧民们打交道。“我在生产队里从没当过官，却当了局长。头两年，我都跑基层，牧区打井时，我和别人一起打石头，别人干活，我没法一旁站着指挥。”

　　无意当官的贾幼陵，1978年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于1979年10月，正式调回北京，调入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

　　2003年，贾幼陵萌生退意，没想到紧接着就爆发了SARS、禽流感口蹄疫。

　　2004年1月，贾幼陵出任农业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闻发言人。

　　他说，那个年代像一个大筛子，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旋转、被筛选，有人沉沦了，有人没有放弃——建设兵团里被凌辱的女知青；满怀赤子之情、死在草原建设上的同伴；迫不得已在当地安家、10年后历尽艰辛、举家难返的知青们……

　　他喟叹，沉思，难以表述。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触摸那段历史，也没有一本知青文学能真正打动他，“没有人真正写活那片草原”。这位明年就要退休的农业部兽医局局长，悲欣交集于自己人生的那一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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