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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问题,始终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精英人物们常常站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说话,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或者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社会始终缺少平等的关怀,那些在屡次社会财富再分配中陆续获得利益的人,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这是我们的社会良知丧失的一种明证。
举个例说,有一阵子,整个社会都在埋怨大家把钱存起来不去投资,因此经济学家们纷纷站出来,要求降低行息,而且征收利息税,但是尽管如此,老百姓还是宁愿相信银行,打死也不去投资,为什么?一是不相信投资能获得利益,老百姓担心自己斗不过市场,事实上他们也是玩不过的,买股票吧,股市成了一部分人抢老百姓辛苦钱的场所,庄家操纵,起落之间,老百姓的钱迅速贬值; 老总们套现,转眼间老百姓的衣兜成了空壳。买彩票呢,彩市成了官商勾结的黑店,谁进去谁倒霉,好运气似乎总与老百姓无缘。二是老百姓本来就没几个钱,存在银行,不怕通货膨胀,因为老了病了,起码在银行里最后还能剩下一点点依靠。谁敢抢银行啊?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却说要用政策来促使老百姓去投资,而不是把钱放在银行里。经济学家们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也就罢了,可是客观上他们是当了帮凶,帮着一部分人抢老百姓的钱。这就是我们知识阶层普遍丧失了平等关怀之心、也是我们的社会良知丧失的结果。
我举这个例子,仅仅只是为了让大家回顾一下,在这些年里,我们的精英人物们,我们的知识阶层,都在做些什么?他们当然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们作为历次社会财富再分配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有理由站在金字塔顶说话。但是我们老百姓,绝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考虑问题,恐怕只能站在金字塔下。
教育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恐怕不仅仅是美国与中国的差异,不仅仅是教育方法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下一代该受什么教育的问题。我请大家在关心这些问题时,关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有些人,他根本就受不到应该受到的教育。
下面我引用的是《600元学费将贫困学生逼上绝路》这样一条新闻,它让人震惊,因为不是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而是受不受得到教育的问题。
多年以前,一位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曾写过一本有关贫困的小说《烟草路》,那是一部农民生活的悲凉画面,身居纽等大城市的很多人认为考德威尔写得太过分,对他非议,但是考德威尔认为自己写得是真实的,是他在左治亚洲的烟草大道的飞扬尘土中萌动了写作这部书的想法。(有关这部书,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链接)
是的,贫困,我们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如何教育的问题,还关乎农民的问题,关乎贫困的问题——这一群贫困农民的子弟,他们能否受到基本的教育?
让我们看一个平困农家子弟用生命打下的问号:
600元学费逼他上绝路 农家贫困生郑清明之死(组图)
【本文原始出处:青年参考;来自:】
引子
逼郑清明死的债务是80美元(合600多元人民币)。如果他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富裕阶层,他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去买一部时髦的手机。但不幸的是,他仅仅是远离中国小康社会的亿万贫困农民之中的一个。光是他的学费——公立中学的学费,就花掉了他家全年的收入!
郑清明是中国四川省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生。他想上大学,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6月4日的上午,离高考还差三天,郑清明又被他的老师张旭渡严厉训斥了:必须马上付清六百多元学费,否则不能参加高考。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脸上的羞愧渐渐变成了愤怒。
“我没有钱。”郑清明吐字缓慢。但是老师不放过他,不交钱就不给准考证。
几小时之后,18岁的郑清明朝一条铁轨走去,对着迎面而来的火车头走去,这一列火车像中国的经济一样,呼啸着高速行进……郑的上衣和一支被碾断的手臂落在路旁。人们从口袋里找到他的身份证,而他的身躯在三十英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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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清明和他的同学 |
繁荣之下,贫困人口反增
郑清明的死令人震惊,但成百上千万的中国农家孩子,今天还在面临类似郑清明一样的命运。
过去五年来,中国的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以至于一些研究提出,中国的社会分化比一些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还要严重。虽然中国有着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同时中国也几乎变成了一个最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主要由城市居民、企业家、政府官员们享受。
按照官方划分贫困的年收入标准人民币600元,去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又有增加,增长了80万,总数达到8500万。这是中国改革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而且发生在中国经济以每年9%递增的大背景之下。
富中国VS穷印度
与此同时,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邻邦印度,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却在逐步缩小,政治体制也越来越开放。且由于印度经济发展未能及时惠泽乡村,导致今年五月印度执政党在大选中失去了来自农村的群众基础,被迫下台。
中国高层也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问题。一位替温家宝总理协调农村政策的高级官员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印度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地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演变成非常大的危机。对执政党的危机。这一届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他说,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提出了科学发展纲要。强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温家宝总理同时还要求降低对农民的税收。
一个农村孩子的童年
郑清明活到现在完全是运气,可是如果他是这么幸运,又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父母因为交不起超生罚款,刚刚出生就被悄悄地送到舅舅、舅妈家,舅舅、舅妈都患有痴呆症。养育他的重担,常常落到他的外公郑自礼的身上。外公让他跟自己姓郑,经过几年精心呵护,郑清明成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
郑自礼说:“在农田里干活的时候,我总是把他背在背上。这孩子长得真快,一开始每个星期他才能吃一盒奶粉,但是很快一盒奶粉他三天就吃完了。”郑自礼有半公顷农田,主要种植玉米、水稻,还养了几十只鸡鸭,家里不愁吃,但是也没有更多可以换钱的农产品。到了郑清明上学的年纪,学费就成了越来越大的问题。
郑自礼,这个74岁的老人,没有念过书,也不识字,只有一副健康的身板,手臂壮的像举重运动员。他找的唯一工作是在施工的地方打石子。老人指着空空的土屋说:“我打石子挣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给外孙交学费了。你看家里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
好在郑清明很争气,在高中入学考试中,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同学说:“郑清明是上大学的料,但是他没有钱。他受不了被同学落下。”郑清明一直按最最节俭的标准生活,他在学校每餐的伙食费只有40美分(三块多人民币),除了青菜就是饭,其他同学的伙食费至少比他多一倍,能吃上豆腐、鸡蛋、肉类。
大学文凭能给一个中国农村孩子带来一个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一份白领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一个养家糊口的依靠。
可是在中国只有1/15的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绝大部分上大学的都是城里的孩子。最好的大学只对尖子学生和本地学生开放,农村学生要上好大学需要比城里的学生取得更高的高考成绩。